进入1959年，电影《聂耳》中的一个吻戏被一刀切，演员赵丹一时兴起的小小改动，也成了当时电影审查的“雷区”。于是，爱情片成了创作禁区，吻戏一度从银幕上绝迹。
十年的压抑让观众们对于“爱情片”充满了渴望。1982年，随着《庐山恋》的上映，红色浪潮后第一部爱情片终于面世，偶像张瑜的形象让人记忆犹新。但即便如此，男女主角间唯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吻戏，也引发了观众的不满。那时的爱情片，讲究的更多是“文明”与“礼貌”，即便是夫妻之间也要保持“礼节”，这让年轻观众的情感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。
传说中，真正的“吻戏电影”出现在《不是为了爱情》里。有传闻称，一位上海青年为了看那一场接吻镜头，竟然连续买了七场票，只为捕捉那短短的几秒钟。随着情欲的压抑终于有所释放，电影界也开始意识到：情感的表达，竟然成了票房的黄金钥匙。
尤其是在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上映之后，国内的观众也体验到了极为热烈的情感交流，很多人甚至开始疯狂寻找所谓的“未删减版”。
此时，电影分级制度的反对声浪也愈演愈烈。如果想深入了解中国电影分级的困境，不妨回忆当年露天影院的情况。1982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曾刊登过一篇文章，征求电影创作人的意见。读者普遍表示，尽管他们喜欢爱情题材的电影，却觉得这些电影中的爱情过于肤浅，缺乏深度和社会意义。
1985年，电影《海滩》因其中长时间的吻戏和夜晚男女在草堆里的亲密镜头，被批评为“教唆片”。甚至一些观众，尤其是工人和农民，对电影中粗俗的爱情表达手法表示强烈不满。
随着1986年《失踪的女中学生》的剧本曝光，电影还未拍摄便因过于“污秽”的爱情描写遭到激烈抵制。甚至有农民观众表示，他们更喜欢看那些充满古老礼教气息的古装爱情片，而不是现代电影中的“低级吻戏”。
当时的电影界似乎十分理智与审慎，开始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，于1987年成立电影法规起草小组。两年后，《电影审查条例（修改稿）》出台，逐步推动电影审查法治化。
然而，电影分级制度并未顺利实施。1989年，《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、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》发布，划分了电影的分级。然而，分级制度推出后，电影圈却巧妙地进行了“反向操作”。例如，1988年上映的《寡妇村》成为我国首部贴上“少儿不宜”标签的电影，结果这一标识反而成为吸引观众的手段。
更有甚者，一些商家开始利用这一标签大肆炒作。比如，《大鸿米店》在海报上直接加大了诸如“欲火”、“暴力”等字眼，甚至写下令人血脉贲张的宣传语，想方设法吸引观众的眼球。这样一来，分级制度原本的好意在商业的博弈中渐渐失去了初衷。
再比如，《杨贵妃》上映时，有些电影院为了博眼球，在海报上写上“乱伦巨片”来吸引观众，而《巫山云雨》的DVD封面则印刷了男女全裸的拥抱镜头，标明“十八岁以下不宜观看”。
这一切的混乱操作最终导致电影分级制度被叫停。尽管如此，像《色戒》、《苹果》和《天浴》这些影片，依然悄然上映，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讨论。
现在我们可以冷静地思考：为什么国家坚持要掌控电影分级制度，死死不放手？许多大导演和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，总喜欢宣称自己是“戴着镣铐起舞”，可见当时的制度和市场的矛盾之深。
在如今这个网络视频泛滥的时代，电影分级的呼声仍然存在，但它却面临着许多挑战。美国的影院严禁未成年人单独进入电影院，而我国的监管却显得松散，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管理也过于宽松，导致电影分级制度有时成了资本家用来牟利的工具。
最终，电影分级制度的问题，不仅仅在于其是否适合市场，更在于如何在商业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找到平衡。真正的“分级”，不应当仅仅依赖银幕上的标识，而是每一个观众心中的自我约束与审美判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