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载的联想方式无疑是非常独特的，这恐怕与其道学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。张载（1020—1078）字子厚，人称橫渠先生。他是“北宋五子”之一，也是关学的奠基人物。他的“横渠四句”在历史上享有盛名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（黄宗羲原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》卷十八，中华书局，1986，769页。“横渠四句”有多个版本，此处所引乃流传最广者。）坚定响亮，充满担当之气魄。宋儒关注心性义理，对性命道德有积极的探索。道学家的身份，使张载格外看重“心”的作用。张载有著名的“心统性情”说。在他看来，心是“神明之舍”“一身之主宰”（《张子语录》后录下，《张载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8，339页），即意识行为的主体。要立住此“心”，必须通过道德涵养来实现。与此同时，“知”也不可或缺：“知之为用甚大，若知，则以下来都了。只为知包着心性识。知者一如心性之关辖然也。”（《张子语录》卷上，《张载集》，316页）对“知”的探求，是涵养德性的基石。张载对“德”与“知”之关系的认识，与《中庸》的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冥冥暗合。宋人熊刚大诠释此诗即云：“新心养新德，尊德性工夫也；新叶起新知，道问学工夫也。”（熊节编、熊刚大注《性理群书句解》卷四）从芭蕉之心联想到人心，进而推导到养德与求知，以极其细密的思理，连成一线。
“新”是打开张载《芭蕉》思维世界的又一把钥匙。“新心”“新德”“新知”，都未曾离开“新”字。张载说“学者观书，每见每知新意，则学进矣”，又说“义理有碍，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”（《张子语录》卷中，《张载集》，321页），足见他对“新”的热切追求。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程颐与朱熹对《大学》的理解。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”，这个“亲”字，程颐以为当作“新”解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亦按“新民”解释（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，3页）。他们推崇汤之《盘铭》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不断自新，由此实现个人修身，进而达至治国平天下的境地。张载对“新”的看重，与程、朱之说气脉相通。张载眼中的芭蕉，是“新德”与“新知”的完美互动——对新知的探求有助于形成更圆满的新德，日臻圆满的新德又推动着新知的不断拓展，心性涵养与求知穷理形成完美循环，日日更新。诚如朱熹后学熊刚大所言：“横渠先生观物性之生生不穷，以明义理之源源无尽。”（《性理群书句解》卷四）
了解张载的思维世界后，再回头细品《芭蕉》诗，更具一番滋味。这是一种耐人寻思、值得反复咀嚼的“理趣”。“理趣”本是宋诗特色之一，而《芭蕉》的“理趣”尤其突出。就“理”的层面而言，此诗对芭蕉生长的规律有细致入微的观照，同时又对养心治学的道理有鞭辟入里的体悟，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，恐怕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。不得不说，尽管宋代道学家、理学家多有重道轻文的倾向，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，却拓展了思维的深度和广度，提升了道德修养与人格境界，因而诞生了不少哲思深蕴的优秀之作。
仅有“理”的深刻，还不足以成为一首好诗。若变成押韵的讲义，也就失去了诗歌独有的价值。沈德潜云：“诗不能离理，然贵有理趣，不贵下理语。”（《清诗别裁集》凡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，2页）因此“理趣”的“趣”非常关键。所谓“趣”，应当是给人以审美愉悦的一种质素。“理”如何给人以审美愉悦？答案是，与艺术形象并辔而行。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堪称代表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以源头活水比喻知识的积淀，进而写出读书治学所带来的心境澄明的状态，有理趣却无理语，故而脍炙人口。若论理与趣的水乳交融、无迹可求，张载这首包含直白理语的《芭蕉》或许稍逊一筹。但《芭蕉》自有其独特魅力。诗中的道理并非凭空而来，而出于对事物的细致观照和精彩呈现。从芭蕉的“新心”转向人的“新德”，从芭蕉的“新叶”转向人的“新知”，由自然之理过渡到人生之理，转化无痕，贴切无比，亦巧妙无比。再者，第三句的“愿”字，以一种谦逊的态度领起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理，而是自省与自励，让人倍感亲切，也让人为之折服。
还值得一提的，是这首诗在语言层面的独特之处。此诗用字重复率极高。“新”字在诗中出现达七次之多。一首七绝共二十八字，仅“新”字就占了全诗篇幅的四分之一。“心”字也出现了三次。一般说来，除了叠字、顶针等特定的技法，诗歌是避忌重复的。《芭蕉》用字重复率如此之高，却并未给人以堆砌累赘之感，反而在不断的重复、交叠中越发深化诗歌的意旨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七个“新”字。它们都是修饰性的，除了“新卷”的“新”是作状语修饰动词，其余“新”都是作定语修饰名词（新枝、新心、新德、新叶、新知）。这类的词语，重心是在被修饰的名词或动词上，这就使得重复中又有不重复的地方。而包含“新”的词语，基本上又是相互呼应的。首先，三四句中各有两个“新”字，且在同样的位置，使得两句既有句内的反复，又有句间的对应。其次，三四句又与一二句交相应和：第三句与第二句中的“新心”完全一样，位置也一致；第四句中的“新知”与第一句的“新枝”字虽不同，但读音一致，位置一致，在意思上也形成照应。如此一来，几个“新”修饰的词语形成错落有致的铺排，不断关联，又不断往外延展，环环相扣，将蕉心、人心、枝叶、知识整个通贯下来，别具一种神行流转、律吕相和的气韵，并生发出一种带有叩问感的节奏，仿佛与人的脉搏同一律动，直入人心。
《芭蕉》呈现出来艺术形象，是清劲疏朗的。诗中并无华丽的色彩，也没有媚人的情态，有的只是一种将凡俗世情淘洗干净的纯正，恰似那亭亭而立、舒展自如的芭蕉，散发出宁谧从容的气息。张载并不以诗著称，流传下来的诗歌仅数十首。他的诗喜欢谈论学问、阐发义理，精彩之作不多。历来诗歌选本极少选录他的作品，这首《芭蕉》自然也少有人知。然而细细品来，《芭蕉》确实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它体现了道学家特有的立意角度与思维方式，以自然之理与人生之理的巧妙融合，展示着诗歌之哲思理趣所能达到的高度。与此同时，又以精微之形象、超诣之筋骨，熔铸出一种洗净铅华、澄明纯粹的诗歌风格，在历代芭蕉诗中独树一帜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是一首凝聚着宋学精神的作品。对“心”的看重、对“知”的追求，以及“格物致知”“正心诚意”等宋学中的重要理念，都在此诗中得到了玲珑剔透的映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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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发表于《文史知识》2019年第5期
作者介绍
周剑之
北京大学文学学士、文学博士，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、古典诗学。著有《宋诗叙事性研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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